中國生物科技崛起：從仿製到創新，挑戰西方藥業主導地位

DeepSeek創辦人梁文鋒曾表示，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在科技領域多以模仿為主，創新參與度較低，這一情況在中國藥業中也有所體現。以往，中國藥廠主要依賴仿製藥起家，但近年來在生物科技領域卻展現出驚人的潛力，研發新藥的數量和質量逐漸趕上全球一線國家，並獲得歐美當局對藥物效果的認可，這使得中國生物科技界被譽為「DeepSeek時刻」。

分析指出，中國生物科技的迅速崛起與多種環境因素有關，包括國家政策的支持以及龐大的病人羣體等。然而，市場也對美國可能因政治風險而對中國藥業的成長施加壓力表示擔憂。

過去，中國製藥業以廉價仿製品為主，部分藥物的品質也不盡如人意，但如今的表現卻讓全球藥業刮目相看，逐漸獲得藥物監管機構及西方大型藥廠的認可。彭博社評論指出，中資藥廠正在告別過去的「仿製」時代，開始挑戰西方國家在藥物創新方面的主導地位，為生物科技界帶來結構性的變革。根據報導，去年中國進入研發階段的抗癌、減肥等新藥數量激增至超過1250種，遠超歐盟，並接近美國的約1440種。

回顧十年前，中國在全球創新藥物研發管線中僅有160種化合物，佔比不足6%，明顯落後於日本和英國。然而，自2015年起，中國全面改革藥品監管體系，簡化審查流程，提升數據品質標準，並提高透明度。此外，「中國製造2025」計劃也為生物科技界帶來了資金支持。彭博認為，這些因素吸引了海外留學和培訓的科學家及企業家迴流，推動中國生物科技業的高峯。

藥廠解決方案公司Norstella的思考領袖副總裁Daniel Chancellor指出，目前中國的藥物研發不僅與美國幾乎持平，成長趨勢也非常迅速，預計未來幾年內，中國新藥上市的數量有機會超越美國。LEK上海分部的執行合夥人陳瑋表示，現在中國研發新藥的規模前所未見，產品具吸引力，且發展迅速。

彭博分析指出，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崛起得益於較低的研究成本和較高的研發速度，加上龐大的病人羣體和集中化的醫療網絡，為中國藥廠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這使得中國醫生能夠更快地招募臨牀試驗參與者，所需時間比美國短，例如在癌症和肥胖藥物的早期試驗中，中國醫生招募病人的時間僅為美國的一半。根據GlobalData的數據，自2021年以來，中國已成為臨牀研究的首選地點，開始了全球最多的新試驗。

五年前，生產最多創新藥物的五十大企業中僅有5家中資企業；然而在2020至2024年間，這一數字已上升至20家中資企業。英國醫保顧問公司Treehill Partners的創辦人Ali Pashazadeh指出，中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高質量創新已不再是新聞，並將成為常態。

中國生物科技的數量和質量均有顯著進步，逐漸登上國際舞台，與全球龍頭藥廠進行比拼或合作。去年在世界肺癌大會上，康方生物（9926）的依沃西單抗在非小細胞肺癌（NSCLC）治療中表現優異，無惡化存活期為11.1個月，顯著優於德國默克集團的Keytruda的5.8個月。

今年5月，三生製藥（1530）與輝瑞（美：PFE）達成授權協議，將其自主研發的PD-1/VEGF雙抗藥物SSGJ-707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全球開發、生產和商業化權益獨家授予輝瑞，預付金額高達12.5億美元，創下中國創新藥物預付金額的紀錄。此外，傳奇生物（美：LEGN）開發的細胞療法也被認為對治療血癌具有潛力，並與強生（Johnson & Johnson）（美：JNJ）合作推廣，曾獲得快速審查資格，並被認定為超越一種美國療法。

彭博指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歐洲藥品管理局等全球最嚴格的監管機構，對中國藥品的前景日益認可，認為應投入更多資源以加快對中國研究的審查，並提供優先審查、突破性療法認定、快速通道資格等便利措施。根據彭博數據，截至去年，中國在快速審查方面略微領先於歐盟，若計及歐盟近期大受歡迎的減重藥Wegovy，更顯示中國在這方面的顯著優勢。

中國創新藥物的崛起，可能會引發新一條地緣政治戰線。《時代週刊》指出，數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重金投資於國內生物科技業，美國正迅速失去在這一領域的優勢，從關鍵醫學到防衞技術等範疇均受到影響。美國國會有委員會警告，美國可能在另一個對國安至關重要的行業中失去領導地位。

智庫保衞民主基金會的分析師Jack Burnham表示，生物科技是中美科技競爭中的一個衝突前線，除了生物科技的經濟影響和軍事潛力外，一旦美國人依賴中國藥物，中國的創新療法可能會被用作政治工具。因此，彭博認為美國政府可能會試圖阻止中國生物科技的增長，例如限制科學設備出口、妨礙投資等。美國監管機構已表示，僅在中國進行的測試結果不足以支持藥物的批准，這意味著中資生物科技公司若想打入海外市場，必須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研究，以證明藥物對其他人同樣有效。

國家新興生物技術安全委員會（NSCEB）建議，美國在減緩中國進步的同時，自己的生物科技界也必須加快發展，但這需要業界與政府的切實合作。美國衞生及公共服務部長小羅拔甘迺迪最近也表示，將加快推動美國生物科技的成長。

中美之間的政治風險通常被視為不利於中資企業的因素，但分析師的看法並不一定如此。富蘭克林鄧普頓的投資組合經理徐力高認為，政治局勢反而可能促使更多人才迴流到中國，進一步增強國內的研發能力。Jefferies也持樂觀態度，該行亞洲醫療保健研究主管崔翠認為，許多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已與美資夥伴合作，因此被視為服務提供者而非產品出口商。該行預計，即使美國提高關税，也不會妨礙中國生物科技企業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