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職場罰款」深化香港生育危機 學者倡改革職場文化

香港面臨嚴峻的低生育率挑戰，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本地總和生育率持續低迷。由2019年的1.06，跌至2022年的0.7，雖於2024年略回升至0.84，但仍遠低於維持人口替代所需的2.1水平。這一趨勢不僅是香港獨有，環顧全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生育率亦由1960年的3.3顯著下降至2022年的1.5，其中韓國更徘徊於0.8左右，反映全球普遍存在生育意願下降的問題。 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梁天卓撰文指出，生育率低迷背後，除卻育兒成本高昂、個人時間稀缺等因素外，職場對母親的隱性懲罰——他稱之為「媽媽的職場罰款」——亦是關鍵。這種「罰款」並非單指產假期間的收入損失，而是指女性在生育後，其薪資增長、晉升機會及職業發展路徑，相較於生育前或男性同事，出現長期落後的現象。他以在中環任職專業服務的朋友為例，該名朋友在生育前即使深夜回覆客户訊息，翌日仍能準時開會。然而，產假後復工，主管「體貼」地將外訪客户的機會交予其他同事，這類看似關懷的安排，長遠卻可能影響其升職評核，使晉升機會轉向他人。 梁天卓續指，相對於男性因多育一孩，社會或將其視為更穩定、更需擔負家庭責任，母親則往往被預設為較難加班、不便出差或可能需臨時請假。一篇利用瑞典行政數據進行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佐證。該研究以一羣原計劃延遲懷孕但長效避孕失效而意外懷孕的女性為對象，與同齡、同類避孕方法但未意外懷孕的女性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驚人地發現，意外懷孕五年後，女性收入比沒有意外懷孕的情況低約19%。對於意外生育第一胎的女性，產後首六年的收入平均錄得約25%的跌幅，每年仍持續低於20%至30%。更深層的影響在於，這並非短暫離職的短期損失，研究顯示，即使到第四年，這些母親的就業率大致能追回，但職位質素卻未能同步提升。至第五年，她們進入較高技能職位的機率更大幅降低約25個百分點。 這項研究揭示，職場晉升不僅取決於每日工時長短，更關乎在關鍵時期累積人脈、技能及獲得上司信任的能力。香港普遍存在的長工時文化，無疑會進一步放大「媽媽的職場罰款」問題。許多企業口中的「有承擔」，實質上往往意味着深夜回覆電郵、臨時外地公幹及週末趕製簡報。由於僱主未必能完全掌握每位女員工的家庭安排，這種潛在的「扣分」不僅影響已為人母的員工，甚至可能波及那些雖未生育但已屆生育年齡的女性，形成一種預設的職場劣勢。 有分析認為，僅依靠一次性的育兒獎金（如兩萬元）並不足以根本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真正有效的政策措施，應涵蓋一系列全方位的支援，包括提供可負擔的優質託兒服務、完善學童放學後的照顧安排、推廣父親也實際參與並使用育兒假，以及建立一套以產出而非「辦公室坐到幾點」來評估員工表現的工作制度。儘管科技發展和遙距工作模式為解決部分問題帶來可能性，但前提是企業必須轉變思維，真正按員工的實際貢獻而非其身處地點或工時來評估價值，而非要求母親在哄孩子入睡時仍需回覆電郵。 當社會將生育子女視為職業生涯的「扣分項」，年輕一代選擇少生或不生，或許並非單純的「自私」，而是對這種「媽媽的職場罰款」所作出的理性抉擇及無奈回應。梁天卓強調，社會應正視並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方能有效應對當前的生育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