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富達國際的最新報告，今年以來，全球地緣政治與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使得亞洲市場的波動性顯著加劇。由於亞洲多數經濟體以出口為主，並與全球供應鏈緊密相連，美國在4月初宣佈的關税措施對亞洲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全球關税大幅上升，從對中國內地徵收高達145%的額外關税，到對新加坡等經濟體維持10%的基準税率，這些貿易限制措施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了顯著損害。
總體而言，關税政策的變化使得亞洲地區的經濟前景出現了明顯的分歧。預計企業和經濟體將會適應這種新的波動加劇的局面，因此多元化的策略將成為首要目標。從長遠來看，亞洲國家將逐步擺脱傳統上只注重效率最大化的出口驅動型策略，轉而加強自身的韌性，並將重心轉向國內和區域內需，開拓多元化市場，以減輕外部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儘管美國已對多個亞洲經濟體施行90天的關税暫緩政策，但在進行雙邊談判時，仍保留對製藥、汽車、半導體等特定產業加徵關税的選項。
富達國際的亞洲經濟學家劉培乾對美國貿易及關税政策對亞洲市場的潛在影響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美在日內瓦與倫敦的貿易協商中達成了階段性協議，雙方同意大幅降低對等關税，並建立初步框架以防止事態在短期內進一步升級。在7月的截止期限前，一些亞洲國家針對定製化貿易協定進行了積極的協商，談判的重點集中在對等關税與特定產業的關税上。這些談判的結果將對亞洲地區的短期經濟情勢及長期策略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當前還面臨其他挑戰，包括全球需求疲弱、各國內需整體仍較低迷，以及部分地區面臨中國內地製造業附加價值結構性升級所帶來的競爭壓力。近年來，亞洲的貿易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相互關聯程度進一步加深。由於疫後美國的財政刺激政策推高了消費需求，使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亞洲對全球其他市場，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然而，深入分析貿易結構可發現，許多提供附加值的出口商品主要來自中國內地。自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中國內地已降低對美國的直接出口，並在全球範圍內對供應鏈進行了調整，實現多元化佈局。
越南、墨西哥、柬埔寨等「連結型經濟體」對美出口激增，但其中重要的附加值貢獻仍來自中國內地。這突顯了區域供應鏈的複雜性，意味著無論選擇站隊還是對中國內地採取單邊制裁政策，都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隨著美國在供應鏈方面尋求「可靠盟友」策略，中國內地則積極開拓包括內地市場在內的多元化出口管道，這可能導致可控的脱鈎情況在亞洲出現。
劉培乾指出，許多亞洲經濟體都是出口主導，其經濟增長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全球需求的復甦和最終的平均關税水平。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及韓國等國家對關税大幅上漲特別敏感，因為製造業和貿易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相對而言，印度、日本和菲律賓可能更容易透過將重心轉向內需來應對這些挑戰。印度的內需復甦強勁，尤其伴隨城鎮消費的改善，這一趨勢有望進一步擴大；同時，鑒於通脹持續低迷，預期印度儲備銀行將透過持續減息提供支持。
在日本市場方面，隨著物價上漲，財政刺激措施預期將有效提振民眾消費，而隨著實際薪資的增長，這一趨勢也有望進一步推動國內需求的擴張。貿易談判的雙邊性質，為深度參與全球供應鏈的亞洲經濟體帶來了進一步的挑戰。背離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平台和協定，也給亞洲政府帶來了更大的協調壓力。相比共同合作改善全球和區域貿易秩序，亞洲各國更可能為達成較低關税而各自向美國做出不同的讓步，最終可能導致亞洲各地出現不同程度的分裂。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競爭優勢各有不同，採用的談判策略也可能有所差異。例如，日本可能會通過開放其農業市場和適度增加國防支出來換取降低汽車關税；另一方面，越南可能將談判重點放在轉運和改道運輸問題，同時爭取降低對等關税。儘管目前仍不確定會達成哪些具體協議，但各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取得短期「勝利」與維護基於規則的貿易秩序的長期獨立性之間取得平衡。美國與印度的談判重點主要在確保美國農產品出口能獲準進入市場，同時印度正在尋求對等措施以及降低鋼鐵和鋁的關税。馬來西亞作為今年東協主席，則正帶頭推動東協成員國制定應對美國關税措施的統一方案。儘管相關談判和技術協商已經展開，但具體進展的細節仍然不多。目前該區的反應較為冷靜剋制，各國主張開展對話，而不是報復性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