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放榜，誕生了16名狀元，創下歷年新高，其中包括11名「超級狀元」及1名考獲8科5**的「終極狀元」。然而，這些狀元的升學選擇幾乎一致，皆選擇醫科，無人提及投身於人工智能（AI）或初創企業。這一現象不禁引發思考：為何狀元們在選擇未來的道路時如此「保守」與避險？
在金融界，上市公司延遲發布業績通常是財政出現問題的明顯信號。去年底，美國頂尖商學院相繼發布年度報告，揭示工商管理碩士（MBA）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眾所周知，MBA課程通常為期兩年，針對有專業經驗的學生，但許多報告的發布時間卻較往年延遲。
根據《經濟學人》今年初的分析，2024年排名前15的商學院中，畢業後三個月內找到工作的學生比例下降了6個百分點，降至84%，比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8個百分點。部分商學院的跌幅更是令人震驚。以麻省理工學院（MIT）為例，過去十年間，平均有82%的求職學生在畢業時已獲得工作邀約，93%在畢業後三個月內找到工作。然而，2024年這兩個數字分別降至62%和77%。有教授擔心，部分被列為「創業」的學生實際上可能是失業，顯示就業數據可能被美化。
如果連國際知名大學的商學院數據都顯示，金融、科技等高薪行業的招聘放緩，連頂尖MBA畢業生也難以找到理想工作，那麼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的醫科課程入學門檻極高，狀元憑藉其頂尖成績自然成為首選。狀元選擇醫科的「避險」心態是否因此顯得更為合理？
醫科對DSE狀元的吸引力顯而易見。醫生的職業收入可觀、社會地位崇高，常被視為「下半世無憂」的職業。跨境女狀元王苑廷提到，疫情期間醫療系統的挑戰及家族病史啟發她立志從醫，認為醫生的工作兼具意義與挑戰。「一門雙傑」女狀元黃穎妍同樣選擇醫科，儘管其父為1992年十優狀元的背景可能帶來學術壓力，但也強化了她對穩定職業的追求。
這不禁讓人想起1995年首位新界十優狀元周勝馥。他算是異數，選擇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讀經濟，後來加入國際管理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並創辦GoGoVan，將科技與物流結合，成為香港初創企業的代表之一。近來，他與杭州六小龍一同成為特首顧問團成員。其成功顯示狀元投身初創並非不可能，但需要創業熱情、市場洞察力及機遇。相比之下，本港狀元年年選擇醫科，反映出香港教育與社會環境對「成功」的定義仍以傳統專業為主，缺乏鼓勵冒險創業的文化。
近年來，AI技術席捲全球，DeepSeek以低成本、高性能的AI模型震驚業界，顯示算法主導的未來趨勢。然而，似乎並未啟發今年的香港狀元，他們仍鮮有選擇AI或初創行業，或索性去杭州讀AI。香港的AI生態尚未成熟，缺乏如杭州般有政府資金和政策支持的環境。AI初創需要跨學科知識、長期投入及高風險承受力，這與狀元們傾向的穩定路徑背道而馳。
若狀元們能效法DeepSeek，或許能為香港帶來新氣象。DeepSeek的成功源於創始人善用資源，結合政府支持及開源策略，迅速站穩全球AI市場。雖然香港缺乏相同的科技基建，但狀元們若能結合學術優勢及國際視野，探索AI在醫療或金融的應用，或可推動創新。然而，這需要政府提供税務優惠、孵化計劃及政策鬆綁。
在今屆狀元中，不少人在經濟科取得5**，甚至有人憑自修經濟科獲得佳績，理論上具備解決市場問題的思維能力，但卻無人有意投身初創，包括網約車平台。Uber曾試圖改變現狀，但因香港嚴格的法規及的士業界的反對而受限。或許這是時代的變遷，內地網約車平台在政府及資本支持下形成成熟生態，而香港的狀元們卻沒有當年周勝馥的先行者優勢。對於狀元和榜眼而言，與其冒險進入「紅海」，不如選擇穩定的醫科？
過往曾有傳聞指部分十優狀元因壓力轉做巴士司機等「低門檻」職業，這或許只是都市傳説，最終他們都能做到管理培訓生。然而，如今卻無人提及網約車。儘管網約車在全球成功，香港卻因政策不明朗及競爭激烈而難以成為主流。「10A」甚至「10AI」的狀元們都難以解決的士問題，需面對政策、市場及文化的障礙，這對習慣於學術成功（操題多於解題）的他們而言過於複雜。
DSE狀元作為香港教育的頂尖代表，其選擇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與經濟環境。醫科的穩定與聲望具吸引力，但過分集中於傳統專業，或許會限制香港的創新潛力。未來的香港需要的不僅是醫生，更是敢於顛覆的創新者。然而，在這一切成真之前，社會的難題仍需交由特首處理，因為相關問題複雜，但不應再拖延。正如那句話所説，「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嗎？
